36岁的邱绍春和25岁的杨帆,这两个普通人素未谋面,在“一次勇敢”后,被命运之网织在了一起。
严格说来,他们了解彼此的方式,是通过一座城市时隔3年的两条社会新闻:2021年5月29日,“南京胖哥”邱绍春在南京新街口为了制止一名 “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”的歹徒,身中三刀,一度失去肛门功能,经历2次大手术后才基本回到正常状态生活;2024年5月14日,杨帆扶起马路上不慎摔倒的醉酒老人后,却被家属冤枉是他撞倒了老人。
义举之后,他们很快获得了这个城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专项奖励。很多人将它视为一个英雄故事的结尾,但是当我追踪他们的故事后,却发现对于普通人而言,一次偶然的高光时刻后,才是生活难题的开端。
5月底,我在南京回访了一年内经历了丧女丧父之痛、又被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邱绍春,也第一次见到了接受“见义勇为”奖励后因网络舆论失眠多日的杨帆。他们出奇一致地想要淡化自己曾经的义举。
或许,正是他们相似的遭遇和心态,让我决定将他们见义勇为后发生的故事写在一起,并试图探寻:当一个普通人被道德桂冠加冕后,英雄叙事与平民生活能否找到平衡的支点,而他又该如何自处?
“你们能不能不要来了?对方家属已经道歉了。”宠物店杨帆在电话里听到“见义勇为基金会”几个字,轻声婉拒。
但柔软的“反抗”没有奏效,5月17日,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领导还是如约而至。回忆起那天接受奖励的过程,杨帆只记得“十几台摄像机围着自己,宠物店内外都是人”。
当天, “杨帆私宠”大众点评网上原本人气冷清的评论区,一张“宣传照”被置顶——这是摩友自发拍下的杨帆接受荣誉的时刻。
很多天,这个身形瘦小的00后,一脸稚气地蜷在宠物店一角小小的沙发床上不想动弹。去年宠物店生意变淡,杨帆退租了原来的房子,搬到宠物店生活。猫狗的体味混杂沐浴露的味道,在逼仄的小屋里浓烈而刺激。
他大脑里一直盘旋着在现场他对家属说的那句话:“我就知道你们要讹我!中国人被你这样的人害惨了!”他不知道这句怒吼是怎么从嗓子眼儿里冒出的。平时他甚至连一句骂人的话都不会说。他觉得在那一刻,自己已经不像自己了。
杨帆收养的十多只被人弃养的猫狗,在宠物笼子里呆呆注视着和它们互动骤减的主人。桌上摆着几个吃了一半的袋装小糖葫芦,是平时不吃零食的他这几天破天荒给自己买的。
很多老客人进店就夸杨帆“英雄”“榜样”,内向寡言的杨帆脸红到了脖子根,立即转移话题。开门做生意,他却不愿记者公开,那个新闻里的“好人”就在市中心开了宠物店。
杨帆的运动相机清晰记录下了一切——5月14日晚间10点多,杨帆骑摩托车去找朋友途中,看到一小群人围在路中间,一位老人趴在路中间,60多岁的样子,他的口鼻、脸庞、牙齿全都淌着血水,路上接连不断有重型货车疾速从老人身边擦身而过。
“他当时处于醉酒状态,酒味隔着摩托车头盔,都闻得很清楚。”杨帆看到周边围着十多个人在呼喊老人不要乱动,但没有人上前扶。杨帆也下车加入了原地看护老人的队伍。
老人忽然有了起身的趋势,但双脚站不稳,一个趔趄又快要摔倒了。这次,杨帆毫不迟疑上前扶住了他。
老人忽然转头问杨帆:“是你把我撞倒的吗?”杨帆立即向路人请求:“老爷子好像记不清了,你们到时候帮我作证呀。”
顾虑并不多余。老人的儿子田成(化名)赶来后,看到杨帆扭头就问:“人是不是你撞的?”他接着询问酒还没醒的父亲,一时老人也回答不上来。田成上前挑衅,身体离杨帆慢慢的接近,被众人拉下。田成要求杨帆陪同老人一起去医院检查、支付后续医疗费用。直到出警的交警调出老人被杨帆扶起前后的视频,田成才作罢。
回店里后,杨帆发现,自己那晚录的视频,占据了运动相机一大半的内存。这个相机,本是他晚上关店后,和朋友们骑着最爱的蓝色雅马哈r3、随手拍摄街景的“心灵出口”。
5月15日凌晨,带着被“污蔑”后的憋闷,杨帆决定把自己录制的第一视角视频,剪辑成5分多钟的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上。
但不同的声音慢慢的出现:有人怀疑这一切,都是杨帆为了博取流量,自编自导的段子:“那么多人都围着,你为什么还要凑上去?”“你该不会是想通过见义勇为挣钱呀?”
他鼓足勇气给交警队打电话:“整件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吧?我可以把手头的视频素材删掉了吗?”视频被一键清空的时刻,他稍觉松快,很快又被打回了原形。
他干脆卸载抖音,想和喧嚣的网络舆论做个斩断。一天以后,又败下阵来了。巨大心灵事件后独处的不安感,驱使他重新把抖音下载了回来。
事发后第三天,在两位交警的陪同下,田成终于来杨帆店里道歉了。杨帆说不上田成那天的态度是否诚恳,但是他选择原谅:“我也不想再给警察添麻烦了,他那天如果不冤枉我,不感谢我也没事儿。”
本以为一切会随着对方的道歉被抚平,但5月末的这几天,杨帆感觉自己正在和更多重“人性之恶”的交锋。
最让人心寒的,还不是质疑、怀疑他扶老人动机的那些空穴来风,而是在承认他做“好事”前提下,拐弯抹角替他“不值”的劝诫。
“不是你撞的干嘛要去扶?”网络留言区,2006年南京“彭宇案”庭审中法官的一句话被重提。当时主人公彭宇在公交站台扶起一位老人,老人后被诊断骨折,并指认撞人者就是彭宇,双方纠纷由此展开,至今公众尚不清楚全部真相。
杨帆本想回击那些言论,但终究是放弃了,“人都有自私的一面,作为事件的当事人,我想考虑的也只有我自己,我父母也是希望我健康开心,而不是出名。”
杨帆这件事后,南京这座城市关于“见义勇为”的互联网记忆在复苏。出租车司机王乐(化名)指着车里行车记录仪宣告:“我现在在路上做任何好事,我都敢。”凭着这份能保留下证据的“自保意识”,王乐有回闯了好几个红灯,送即将临盆的产妇去医院。
而杨帆的另一位朋友却告诉他,自己在路上又遇到摔倒的老人了,但是几个人都没敢扶,“就是想起你的事情了。”
周末回家,杨帆母亲对于“见义勇为”这件事不敢多提,只问了一句:“你还好吧?网上有没有人骂你?”
如果一次“扶老人”后的连锁效应,让性格温和的杨帆都产生了如此庞大、难以消化的“应激”,那么对于3年前夺刀救人的邱绍春,成为“英雄”后的震荡是否还在以某种形式持续?他们就像是面对同一事件的“当下”和“以后”。
去年10月,我采访过邱绍春。当时他刚出生的女儿因为先天性心脏病离世。他和妻子刘纯佳在夫子庙开了个小店,昼夜不分炸鹌鹑挣钱。
那次采访,一个失去孩子的父亲那种隐忍和偶尔的爆发,贯穿了始终,令人一时无法分辨,“见义勇为者”和脾气暴躁的小店主之间的关联。
“5.29”,是后来邱绍春对 “那件救人的事”的代称,他总是快速在嘴巴里滑过这串数字。
那次采访,偶然提及“见义勇为”的过往,邱绍春会在停顿几秒后,带着几分尴尬回绝,“这个事情,也太老了吧,没必要说了”,像是对不合时宜事物的不屑。
一次邱绍春炸鹌鹑到傍晚,腰部有些疲累,戴上了护腰带。我问他,“这是不是529以后落下的旧伤?”
“不是,不是,你们别什么事都牵扯到这上头……”邱绍春带着几分不耐烦阻止了这种推论。
后来几个月,我又陆续在新闻头条上看到“南京胖哥”父亲因癌症去世、“胖哥初诊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”的消息,生活好像从未给他喘息的机会。
而就在今年5月,邱绍春的朋友圈里发布了一条好消息,他和妻子刚开张1个月的第二家小餐饮店“南京胖哥”,已经位居到了南京市拌饭外卖榜单销量第一名。他狂热地分享着“爆单”的喜悦,我想这或许是再和他联系的一个合适时机。
“胖哥那次见义勇为以后,是不是起码收了几十万元的奖金?”在前往邱绍春南京城郊餐饮小店的路上,出租车师傅沉吟片刻后发问。
我和邱绍春见面后,把司机的说法转告他,他轻轻一笑说:“很正常,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认为。”
“南京胖哥”这个称呼,至今是他爱惜的羽毛。3年前,当时邱绍春还因为刀伤在重症监护室,护士忽然喊他“南京胖哥”。“你在叫谁?”这是他的第一反应。护士拿出手机,给他看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新闻,他才清楚自己成名了,被人叫做“南京胖哥”。后来他认可了这个新名字,以及名字背后人们赋予他的想象,“善良、友好、开朗”。
但邱绍春弄不明白,为何流言在那之后总会找上门:他有一块名表,是之前干工程被老板拖欠款项还不出后拿来抵债的,有人看到了他就被传成了“隐形富豪”;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失败,邱绍春欠过银行钱,后来演绎成了“胖哥到现在还是失信被执行人,以前混过社会”。每当这时,本想远离媒体镜头的他,又不得已出面澄清。
“见义勇为”受伤后的几个月,邱绍春靠低保生活,身边人建议他去众筹,他拒绝了。他在微博里写下“现在所有医疗费都是政府在承担,所以我也不去想众筹的事情。”
孩子出生后几天就被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需ECMO治疗,每天花费近1万元。一家人东拼西凑拿出11万元,却不够应付治疗费,不得不向外人张口。2023年9月26日,邱绍春忽然在抖音发布了一条求助视频,他在镜头前泪眼婆娑:“实在是没办法了,决定发起一次众筹……”
对邱绍春来说,这样的“张嘴”勉为其难。在抖音平台上,邱绍春有近50万粉丝,大多是那次“见义勇为”后积累起来的。
捐款金额,以他未曾预计的速度增长。一天后,邱绍春匆忙关闭了网上的募捐通道,因为“宝宝现阶段的治疗费用够了”。
但女儿尚未满月就离开了。女儿离世第二天,邱绍春肿着眼泡又出现在镜头前,他要把医药费花销以及结余明细公开。这时他才发现,加上保险赔付的金额,女儿的治疗基本没有动用过众筹来的捐款。他在镜头前长舒了一口气。
他计划用公益基金会为女儿筹集的这53300元捐款,成立一个基金会,帮助偏远地区贫困儿童的先天性心脏病救治。基金会和女儿同名,就叫“奶糖天使基金”。
后来他的鹌鹑铺子上,也挂出了一块牌子,“每卖一只鹌鹑,向‘奶糖’天使基金捐款2元。”
“我是这个基金会的倡议人、监事,但是捐款不能经过我的手。”那几天里,失去孩子的崩溃无助以及面对公共捐款保持的高度谨慎,在邱绍春的大脑里不断切换。
“我还是一个把精神世界看得比物质重的人。”邱绍春在去年年底接受各个媒体“采访时总结。
他的精神世界里的优先级是什么?应该是尊重和认可。邱绍春打了个比方:“人家走在大街上看到你,就会说,来,胖哥,和我们大家一起拍个合影!”
“精神”和“物质”,或许原本在邱绍春的世界里,本是泾渭分明的事。但这一年,邱绍春承认自己常陷入流量的矛盾。
他安慰母亲说:“宝宝选择离开,原因是她都没有自己的房间,等我有钱买房子,宝宝就回来了。”邱绍春一家,依旧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。
邱绍春说最初选择炸鹌鹑这个小吃品种,也是因“回钱快一些”。“我对口味做了现代性的改良……大家接受度更高,说白了我就是想赚钱……”
一次我来店里采访,刘纯佳为了更专注回答问题,暂停了抖音直播。被邱绍春发现后,瞬间面露愠色,质问妻子:“为啥不播了?有人来采访就要停吗?”
“我不想从我的粉丝们身上获利。但是我现在开店做生意,也需要仰仗我之前积攒的这点小小流量。”邱绍春说。
镜头里夫妻俩强颜欢笑,立即出现了评论“女儿没了还好意思笑?”“你现在变得我身边人都不喜欢你了。”一个早年关注邱绍春的人给他留言。
邱绍春最初看到这样的话,会心里一惊,但次数多了就释怀了,“我要挣钱生活下去,不可能按照他们想象的我应该的样子活着。”
外界对邱绍春“靠直播挣钱”这种推测很快被推翻了。邱绍春开了新店后,几乎从不开直播。
“我本身就不喜欢直播,但当时我们刚失去宝宝,我就想一直播着,哪怕有一个人和我爱人说说话也好……”
从对流量有所求的时间开始,邱绍春更加谨慎地对待着外界的任何馈赠,谨慎得像一种自我约束。
小店里的客人,大多数都是慕名而来。他们会熟络地喊一句:“胖哥加油!”邱绍春在油锅前微微抬起头来,有些拘束地回应:“好好……”
4月18日,邱绍春忽然发了一个抖音视频,他目光有些游离地絮叨着:“感觉自己心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……”
不久以后,“南京胖哥”被确诊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的消息,冲上了微博热搜。在刘纯佳的记忆里:“他从那次见义勇为负伤后就开始这样了,比如他在高架下开车,就会担心高架会不会塌,在电梯里就会害怕电梯忽然下坠……”
“他以前虽然话也不多,但总是乐呵呵的,现在他回家我也不太敢和他说线年刚出院回家后的几个月,邱绍春呆在家里就像失语了一样,“简单的问题,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着回答。”当时邱绍春还需要全天挂着造瘘袋行动,家里经常散发着些不好闻的味道,他几乎也从不请朋友来家里。
“是不是因为他受伤后,输了很多别人捐的血,那个献血人的血型不太好,把他的脾气也变了。”邱绍春母亲一度想通过这一个答案释怀。
去年11月,在女儿离世近2个月后,邱绍春父亲刚确诊食道癌,他喘着大气,拍摄下了一段“情绪决堤”的视频:“我不了解这一个世界还要把我折磨成什么样子,或者说是要我坚强成什么样子,才愿意放过我!”但第二天,这段视频就从他的抖音号上消失了,他还发布了一条因为散布了“负能量”的道歉视频,他在镜头里挤出那种勉力的微笑。
更多情绪,邱绍春还是选择独自掩埋——邱绍春母亲说起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:女儿奶糖在去年9月夭折后,夫妻俩都不敢回家,小家里好像都是宝宝的影子。在一天高强度的劳动后,他们开始在这个城市里四处“流浪”,“要么就是去外面住酒店,要么就去朋友家借宿。”
谁也没重视这些异常信号,只是觉得 是“人遇到那么大事后难以避免的情绪”。
在朋友的推荐下,邱绍春去专科医院做了检查,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,这个结果对早有自我觉察的邱绍春来说也不意外。
他开始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。第一次接受咨询时,邱绍春的话很少,处于一问一答的被动沟通中。心理医生极力让邱绍春“放开表露自我”,他表示做不到,还反过来说服医生:“没有用的,我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人,对身边最亲的人,也不会聊很多心事。”
两次心理咨询后,心理医生给了他一个建议:“别拘束自己,想做什么就去做。”
邱绍春好像也偶尔有自己的舒适区:身边真正交好的朋友,会绝口不提这些过往。“他们就是会来问我忙不忙,要不要出来一起喝酒?”这种默契,也是从那次见义勇为后开始的。
“没必要天天夸你吧,谁都知道你是怎样的人。”邱绍春依旧是淡淡的语气,像攻不破的情绪堡垒。
今年4月装修新店时,邱绍春执意花了几万元把店铺墙体通刷成了浅粉色。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。
去年冬天他受邀拍纪录片时,和工作人员去了一家粉色面包店取景。他很激动地发愿:“我的梦想,就是开一家粉粉的小店。”
这个偏好,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意。但当小店成形,也有人惊讶发问:“胖哥喜欢粉色?”
不过,他在店里仍穿黑色衣服,并克制地解释:“一个大男人,粉色只能是装饰和点缀。”
“这样一个世界很现实,别人不会因为我是南京胖哥来天天点盒饭,而是我家价格合适,米好肉好。”邱绍春说,“南京胖哥”这个招牌,或许仅仅是让食客意识到,“老板曾经做过件好事”。
现在,邱绍春还在坚持的另一件好事,就是替“奶糖天使基金”筹款,刚过去的5月,他刚和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医生一起,把青海西宁的一群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孩子接到南京做手术。
邱绍春的快餐店现在每天出餐在250份左右,他说自己有时会忙到“手指僵硬弯不下来”。杨帆的新闻,他也是在报道出来几天后,在一个极其偶然的休息时间刷到的。
“就觉得对方太恶劣!”邱绍春像很多人一样唏嘘,并未想起自己和杨帆曾身处相似的境遇:出手时都只是发自人性中一瞬间的“本能”。
或许,褒奖善良和正义,却不为那些“勇敢一次”后的普通人套上道德枷锁,这才是对善良的呵护。
三年以来,邱绍春也像很多见义勇为的人一样,被问过一个经典问题:“如果再来一次,还会上前吗?”
答案在邱绍春这里是流动的。他最早的答案是“会,但是会有所准备”。邱绍春曾向母亲回忆:“我冲上去时,就以为是醉酒或者是吸毒闹事的,根本没有想到他手里有刀,不然我怎么也得从车里抄个家伙防身。”
去年经历了亲人相继离开后,邱绍春更难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了,他说:“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,冲上去肉搏了。我要考虑到我还有老婆、还有父母,都需要我。”
“不要为了帮人而打架。”这是邱绍春母亲从小对他的嘱咐。邱绍春从小高大结实,愿意帮人出头。“小学一年级,我们就接到老师举报。后来弄明白了,他是为帮助受欺负的同学,帮别人打架。”
杨帆也说起过他的少年往事:他是极内向的人,中考时想报考音乐生,但一到考场上,看见3个评委站在他面前,其中一位还要为他弹钢琴伴奏,他一下子懵了。
“这种被人注视的感觉,让人很难受,我就是在那一刻才清楚自己不能当众表演。”这场音乐生的入学考试,让杨帆彻底放弃了学音乐的想法,也让他确信,做一个不被人关注的普通人,是他舒适的人生姿势。
杨帆承认,他对酒醉摔倒老人的出手相助,也是一瞬间的巧合,“你放心吧,这里都有监控的,先到路边来。”杨帆记得自己搀扶老人时安慰他,也给自己壮胆。
“要不是他当时想自己站起来了,我又恰好站在他旁边,怕他摔倒,我可能也不会去扶。”这位全网名叫“奥特曼”的年轻人,如是坦白内心那一闪念的“怯懦”。